帝相之争：中国历史上的君臣博弈
——记名家会客厅讲座第166期
在中国古代君主制度中，“治”自然是整个统治的基础。但君王毕竟不能直接施“治”，而需要雇用大量官吏作为代理人施“治”。如此一来，“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为君主政治的一大特色。君主的大量精力，主要不是用于“治民”，而是用于“治吏”。其间，便隐伏着封建政治文化的诸多秘密，呈现出明规则与潜规则的复杂交织，并伴生了一个个波谲云诡的生动故事。
在名家会客厅讲座第166期《帝相之争：中国历史上的君臣博弈》中，重庆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的慕容浩老师就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历史上高层关系的隐秘，用极具现场感的生动案例，点明了各类具体情境中胜利者的中式生存智慧，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借鉴。
谓宰相者 悲哉壮哉
纵观滚滚历史长河，提到宰相，我们头脑中常常会蹦出这些人的形象：李斯、萧何、霍光、房玄龄、王安石、张居正、和珅……那么，到底什么是宰相呢？《史记·陈丞相世家》中对宰相一词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定义：“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具体来说，广义的宰相是指在专制君主周围起着辅佐、参谋和帮助专制君主进行国家事务管理的朝廷官员；而狭义的宰相是指不仅在实际上起着辅助、参谋和帮助专制君主治理国家事务的作用，而且在官职上达到了被封为相的人员。
如今，很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和小说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热点，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涉及到了帝相之争。试问，为什么冒着出现帝相之争的风险，古代官僚系统仍需要宰相呢？对此，慕容浩老师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国帝制时期皇帝继承制存在很多弊端：皇帝能力不可控；执政经验不可控；年龄不可控；执政环境不可控。所以，宰相可以弥补君主在行使权力时, 由于知识、经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的缺陷, 从而保证政权能够有效运行。其次，《旧唐书·魏徵传》中有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因此，权相还可纠正君主的过失, 以保证皇帝能够有效的治理国家。另外，就像唐太宗所言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宰相还是皇帝政务最重要的分担者。当然，不可否认，宰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君主的替罪羊。慕容老师列举了一个极为典型的事例——汉代时，某天出现了异常星象，皇帝便让宰相自尽，美其名曰：替王室受过。宰相，何等的悲哉壮哉！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帝国的最高统治集团中，君主、宰相是不可或缺的。二者虽然存在权力之争和种种矛盾，但基本方面应是相互配合、协调、统一的关系。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只有杀死宰相的皇帝，鲜有废帝自立的宰相。像王莽、曹操那样的宰相，可以说是极其极端的个例了。在历史上，相权确实对皇权构成了一定的限制，君权与相权有时也会存在冲突，帝王出于加强集权的目的，会对宰相权力进行有意限制、 削弱。但是更多情况是出于在新形势下加强统治，提高效率的需要。“帝相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根本谈不上博弈。”慕容浩老师如是说。
宰相完败 君主决胜
中国历史上的君臣博弈，这是一个很宽很大的话题。慕容浩老师主要以历史发展顺序为大家讲述了历代相权的变化，从先秦到明清，给听众们构建了一个全面的知识体系。
战国时期，世卿世禄的公卿转化为客卿，从此，终身制被废除，客卿的地位加大、身份降低，这也标志着宰相的正式出现，商鞅、吕不韦就是这个时期宰相的典型代表。
秦汉魏晋时期，宰相地位极高，“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丞相有病, 皇帝法驾亲自问疾。”而且此时的宰相具有浓厚的贵族政治残余色彩。因为早期中华帝国更多表现为皇帝与功臣集团共掌政权，皇权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者阶层。例如汉初的军功集团、东汉的豪族集团、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隋与唐初的关陇集团。虽说宰相“助理万机”，但宰相只是助理，没有皇帝批准，不能处理和决定任何国家大事。也就是说，宰相并没有决策权，没有完整的行政权。君主直接处理政务，取代宰相成为最高行政机关职能经常发生。
到两汉魏晋时期，则出现了中朝对相权的侵夺现象，这从尚书这一职位的演变即可看出。尚书在汉初的职责只是传递文书，汉武帝时增加保管文书职能，西汉中后期领尚书事权力扩大，东汉时天下文书皆上尚书，诏书起草、下达之权也归于尚书。尚书台逐步转向为行政机构，其职权不是由宰相与九卿转移而来，而是补充原行政系统的不足，以应付新的社会事务的结果。魏晋时期尚书成为宰相机构，并移出禁中，从而设立更高档次的秘书、咨询机构——门下、中书。
唐初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与群宰相制度。隋代开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皆从禁中移出，门下省与中书省由皇帝身边走出来，也将皇帝的一部分决策权带了出来。三省体制之下，决策不再是皇帝的个人行为，原来宰相的谋议也演变为决议，而不是皇帝决策时的参考。唐代中后期出现权相，典型的案例为玄宗怠政——“从此皇帝不早朝”。由于皇帝不愿意上朝堂, 宰相们不可能都去向皇帝报告情况或者交流意见，只有皇帝特别宠幸的宰相才能接近皇帝, 而利用皇帝的宠信, 经常与皇帝在一起的宰相, 就完全可以依靠垄断与皇帝交流信息的渠道而真正把相权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实质上成了独相制。
宋代相权进一步衰落。坐而论道变为站而议政——赵匡胤废宰相坐论礼，宰相再也不能与皇帝一起坐而论道, 而只能是站立旁边与皇帝议事。这样做，是从礼法上降低了宰相的地位，而且从心理上强化宰相作为皇帝仆从的意识。相权独尊地位在这个时期也丧失了。宋设置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与中书并列为“二府”。枢密院与中书分掌文武大权, 彼此无隶属关系, 枢密使与宰相的资历地位相近。文武分别由二府对掌, 宰相不再是秉承天子, 助理万机的唯一职位了, 也不再是“百官之长”。宋初分解宰相权力，导致国家机器的运转只能依靠国家的最高权威皇帝，这增加了皇帝对中央政府各个机构进行协调的频率和难度。这不仅需要君主雄才大略, 而且需要君主勤于政事, 励精图治。而庸懦的君主需要权相才能维系政权运转。蔡京、贾似道之流即是如此。
元代始终停留在以家臣政治为表现的阶段。“掌军务，贰丞相，凡军国重事，无不由之”。元朝宰相权力很大，是上层权力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继承，是皇位争夺战中的重要依靠力量。
明初废除宰相。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六部直属皇帝，皇帝“总理庶务”，六部权利扩大“大事上奏、小事便决”。那么，为什么要废丞相呢？慕容浩老师解释道，宋代以来，宰相的兵权、财权分别划归枢密院与三司。元丰改制之后，六部的权利扩大，宰相的行政权进一步压缩。宰相的另一个重要职权是监督百官的权利，魏晋时独立的国家监察机构设立，唐宋以来监察机构进一步发展，可监察百官，到了明代，从中央到地方有两套监察体系并行。宰相所需要决定的事情，只剩下军国大事、高级官吏的任免和新出现的重大事务，而这些都是需要皇帝批准的，宰相逐渐变得多余，因此，废除宰相变得自然而然。但是，废除宰相后，皇帝需要阅览所有重要的政策文书、奏章，并作出得当分析与决策，同时草拟所有的决策诏告。毕竟皇帝精力有限，无法完成这些工作，怠政的皇帝则会导致整个官僚系统运作瘫痪。就连勤奋的朱元璋废宰相两年后,也设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而朱棣建立了顶替宰相职责的内阁制度，进入内阁任职的人，称为“辅臣”。
清代宰相制度就彻底死亡了。雍正设军机处，由皇帝指定若干人到此办公, 处理朝政，入值官员称为“军机大臣”或“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处大臣无议事决策权和行政执行权，其职责是“只供传述缮撰, 而不能稍有赞画其间”。因此，军机大臣绝不是宰相。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说，宰相是完败的，君主毫无疑问决胜。历史证明了这一切。中国的宰相政治呈现出地位和作用日益衰落的发展趋势——宰相身份一再降低，宰相人员一再增多，宰相职能一再削减，宰相礼仪一再贬斥。宰相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和专制君主的政治博弈。君主在博弈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君主的意志、行为决定着宰相的行为。出现权相，是因为弱势的君主的出现。而宰相的个人品质和行政管理能力影响着国家的治理的有效性。君主进取、有为时，宰相辅助仁君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君主犯错误时, 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 努力地去纠正君主的行为；在君主荒淫无道时,能够用自己的努力,尽量减少君主的行为对国家和百姓造成的损害。
谈古论今 各抒己见
不知不觉，慕容浩老师的讲座就进入了尾声，同学们认真听讲并深入思考，进行了激烈的现场提问。某同学问到：“当代的哪些行政体制传承了封建体制，这好还是不好？”对此，高老师给予了详细的解答，他说，这是一个历史共性问题，并不是传承，而是单纯地跨不出去。比如，可以用今天的行省分划和清代实施的行省制度进行比较，试想，汉中为什么不划入巴蜀，而划入陕西呢？发问的同学此起彼伏，非常热情，同学们还提出了“君与相哪个强有利于国家运转”“帝相之争对当下有何现实意义”等深刻的问题，慕容浩老师都一一进行了细致的解答，赢得了在场听众雷鸣般的掌声。此次名家会客厅讲座就在这样一片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圆满落下了帷幕。“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感谢名家会客厅让我们有机会徜徉于历史的海洋，共同探索皇权与相权之间的隐秘，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名家会客厅讲座的举办吧！
慕容浩：内蒙古呼和浩特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史学中心讲师。2007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10年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14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古代经济史。开设课程：《史记、汉书》、《中国古代文献选读》、《中国古代食物史》。
文：张简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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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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