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断章》全诗短小精悍，意蕴艰深，情思隽永，已经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是卞之琳不朽的代表作。他的诗节奏跌宕起伏，语言凝练含蓄，诗意朦胧曲引，因此，在诗坛中卞之琳又有“晦涩诗人”的封号。
本期名家会客厅，我们有幸请到有名学者、作家、翻译家杜承南教授为我们讲述新文化运动中重要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卞之琳光辉而坎坷的诗艺人生。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910年12月8日，卞之琳出生在江苏海门汤家镇，是家中备受疼爱的幺儿。父亲卞嘉佑，多年科举不第，遂自己开办私塾，教授蒙学，受到父亲影响，卞之琳从小便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他熟读《三字经》《千家诗》及儒学典籍《论语》《孟子》《左传》，对诗歌有浓厚的兴趣，有时也学着写一些旧诗；到了初中，在五四运动的启蒙下，他开始大量地阅读新诗，其中《繁星》、《女神》及徐志摩的诗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卞之琳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营养，在中学时期就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英文原作；还牛刀小试，翻译了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等西方名著诗篇。1929年秋天，卞之琳入学北大英文系，大学期间，他边读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边将其译成中文，逐渐表现出他高超的翻译才能。在学习英语之余，他还修习法语作为二外，这些经历都为他今后步入诗坛和成为杰出的翻译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北大时，卞之琳师从徐志摩、闻一多这两位新月派代表诗人，著名作家沈从文对他的诗作也甚为欣赏。可以说，当时的卞之琳虽初入诗坛，但已然成为诗坛骄子，是众多文学大师亲睐有加，乐于提携的后生。后来，卞之琳在追忆沈从文的文章里曾提到，在他自印成集《三秋草》，但囊中羞涩时，沈从文二话不说，资助了他20银元。当时的沈从文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讲师，每月薪资100银元——当时作为教授的胡适月薪300，而作为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才月入8块——20块银元对于沈从文来说是很大一笔钱了。后来卞之琳才发现，沈从文当时当掉了自己的金戒指才给他凑出这笔钱，这令他感慨不已。
卞之琳的诗糅合了新式文学和古典国学的双重特色，以哲入诗，以思写诗。可以说，卞之琳诗艺人生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像春风雨露一样催生着这棵新诗的种芽。他在吸收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技巧的同时，坚持我国传统诗歌创作中的长处，“化古”，“化欧”，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从而成就了他在中国现代诗坛中的地位。
十年苦恋不寻常，水月镜花梦一场
似乎关乎才子的故事，一旦缺少佳人相携，就算趣闻轶事再多也难以填补缺憾。在卞之琳的生命中，也曾出现过一位佳人——他苦恋的女神张充和——有名的张氏四姊妹中的老四。
张氏四姊妹，又称张氏四兰，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校长张冀牗的四个女儿。张冀牗因酷爱昆曲，特请家庭曲师为子女们拍曲，而最有成就的是四个女儿（其中老三张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四姊妹的父执辈朋友叶圣陶先生曾说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1933年秋天，卞之琳认识了来北大中文系念书的张充和。因为张充和，卞之琳诗创作也发生了很有意味的变化。当初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他不写情诗，在年轻人中很不一样。
“但是后来，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来了。”他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坦言。在对张充和感情的种子萌芽以后，他开始为她写情诗，并且写得一发不可收拾。
“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 。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中感慨到。
卞之琳这段爱情经历着实是一段求而不得，刻骨铭心的苦恋。
沈从文先他几年对心中的爱情展开追求，然而，比起动用了一切关系，发掘了所有资源，还有胡适帮衬的沈从文，性格内敛、矜持，始终无法鼓足勇气表白的卞之琳和活泼洒脱、大方热情的张兆和始终有缘无分，终是落得襄王有梦，神女无心的失意结局。1947年9月，经沈从文介绍，张充和与北大西语系外籍教授傅汉思相识；1948年11月，与汉思喜结秦晋，次年1月双双赴美定居。
心仪的姑娘嫁给他人后，卞之琳“还有几年的折腾长梦”。诗人并没有像金岳霖一般为了林徽因终身未娶——1955年，卞之琳45岁，10月1日与青林结婚。
张充和在晚年口述实录《天涯晚笛》中谈及卞之琳，总结他们之间的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不知道听了这番话，苦恋张充和数十年的卞诗人作何感想呢？
为人性僻耽佳句，不用扬鞭自奋蹄
跟卞之琳所处的时代一样，他的诗艺人生也是多舛的。
1935年到1937年间他写的一些经典的具有现代派风格的诗歌（其中也包括《断章》），因为难懂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他获得了“晦涩诗人”的封号。
建国后这种学术界的争论，则成了他的罪名。他时常勉强自己，“左一点”，直白一点，写让人看得懂的诗，可顾虑必然消解了诗人的灵感。就是这样，他勉为其难坚持着，写了天安门，写了抗美援朝，写了农业合作化，写了十三陵水库等，可是批评随之而来，老人就一边检讨，一边下乡劳动，体验生活，又一边写诗，结果还是遭到批判。随着政治运动不断，诗人最终在极左文艺路线绞杀下，终于于1958年偃旗息鼓，停止了诗歌创作，而潜心翻译、研究外国文学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老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一起焕发出青春的光彩，总想把丢失掉的时间补回来，可以说是夜以继日，终于完成了他的研究工作，出版了《英国诗选》、《莎士比亚悲剧论痕》等著作，写出了《飞临台湾上空》等好诗，接着又闭门谢客，埋头整理他的文集和译文集。
老人在晚年时一直保持着八点起，十二点睡的良好作息，平日除了看足球报外，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他爱听昆曲和江南丝竹；爱吃小米饭、青豌豆和薯片。在薯片被嚼碎，发出清脆的响声间，老人细细咀嚼着生活——他一直与寂寞为邻，与缪斯为伴。
卞之琳对自己是客观的，也是严肃的。老诗人屠岸在《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的序言中回忆说：冰心、郭沫若、冯至、卞之琳曾被并列为新诗坛上的“大诗人”，卞之琳先生却不愿意自居为“主要诗人”或“主流诗人”。
卞之琳的低调、不张扬，在他晚年的自传《雕虫纪历》中也可见一斑。
正如屠岸在序言中所说：“卞之琳并没有脱离时代，毋宁说，他是超越了时代，他的超前意识烛照着后世。中国新诗史如果没有卞之琳这类不趋时、不媚俗、坚持自己美学追求的诗人，将会显得苍白。”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卞之琳就像一匹始终驰骋沙场的千里马，不用扬鞭自奋蹄！
重庆大学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
重庆大学研究生科学技术协会
2014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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